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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教授张颐武挂职文化局称官场那是纸牌屋

2018-11-02 12:14:03

北大教授张颐武挂职文化局 称官场那是《纸牌屋》

对话人:北大中文系教授、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(挂职)张颐武

大学教授、文艺评论家、800万粉丝的微博大咖、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北京市文化局挂职的副局长,面对张颐武的多重身份,整个采访过程,也不自觉地变换了好几次称谓。张颐武说他不想谈挂职,只要被问到挂职单位的具体情况,语气里就有了一种官员特有的谨慎。但当谈到官场小说,谈到微博,以及谈起中国的未来,张颐武又恢复了学者的风趣和健谈。

谈挂职待遇

挂职一个月一周一天班

局长办公室不到20平米

北青报: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您比去年忙得多,是因为到文化局挂职后,变得更忙了么?

张颐武:是更忙一些,杂事更多了。有一些不可少的事务,也是现在分内要做的事情。

北青报:什么时候去文化局报到的?

张颐武:去年12月29日。

北青报:一个月过去了,在文化局的工作节奏怎么样?

张颐武:刚刚挂职,还在熟悉情况。现在的安排是,基本上一周去那上一天班,参加办公会,处理一些事务。其他时候,随时有事情,随时过去。如果时间和大学那边冲突,就需要协调一下,也都互相能理解。

北青报:给您划分工作分工了么?

张颐武:已经有一些,主要参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。

北青报:这个分工,感觉如何?

张颐武:因为刚刚过去,还在熟悉和学习的阶段。对政府具体行政运作,并不是了解很深。政府的工作怎么做,还是需要先有一定了解再说。从宏观方面,可以学习熟悉全面的情况,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
北青报:文化局的待遇怎么样?您的办公室有多大?

张颐武:就和他们其他副局长一样,一间办公室,不到20平米,和我在大学里的办公室差不多。

谈政府工作

政府工作远比想象得复杂

复杂性在于利益诉求怎么平衡

北青报:挂职前,在您眼里,官员是一个什么形象?

张颐武:在这之前,对于政府人员也有接触。这一代的领导干部,实际和我们这一代的各方面的人一样,所受的教育,生活、文化背景,以及想问题的角度都差不多。只是大家选择的道路不太一样,因为成长经历接近,还是容易沟通,没有什么障碍。

北青报:真正进到政府部门工作,和您原先想象得一样么?

张颐武:当然,当然不一样。政府的工作,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,非常复杂,需要满足各种不同的诉求,确实很不容易。有些情况,你站在外面看,觉得政府工作不一定能完全满意,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,就是做不到。但你进去后就会发现,有些事情确实相当复杂。

北青报:为何这样说?

张颐武:政府内部运作,涉及到的东西真的是方方面面。你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,可能会牵动多方面,你会发现社会的运作没有那么简单,很多事情是个综合系统,如何沟通、协调,难度很高。你可能觉得要改变某件事,很简单,一些人的诉求满足了,但它可能又会触碰到另一些人的诉求。公众的长远的诉求和短期诉求,社会的更多人群的要求和特定人群的要求都很不一样,如何协调平衡是很复杂的。

北青报:一个月来,深刻的体会是什么?

张颐武:很多人认为,政府部门不了解实际情况。其实不是,政府部门是非常了解实际情况的,但关键是掌握情况之后,推进事情的方方面面,比我们想象得复杂。这是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。政府的好多事为啥不能一下就办了,因为要找平衡点,这边需要办一些,那边也需要办一些。比如说全民医疗,如果立即实施、全部提升福利,政府也可以办,但是财政是否能负担是个问题。如果政府负债,增税又会增到大家身上,又会有意见。

北青报:您反复强调政府工作的复杂性,能否举例谈谈?

张颐武:政府的大方向,所有人都明白,一切要为公众和社会服务,但公众的要求是变化的。有些时候,民意如流水,它比我们想象复杂。民意是会变化的,而且还有短期性和长期性之分。简单的一个例子,大年三十放不放假这件事的反复,其实就是民意要求的结果,原来2007年前是不放的,后来大家就呼吁必须放假,怎么能不放呢?大年三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传统节日,终于就改成放了。这几年,舆论又反过来了,觉得年三十放假了,后面就少了一天真正的假,去年又改成年三十不放假,立即大家又有意见了,今年又改为放。

北青报:虽然挂职时间还不太长,但这样的角色转变,您自己的观念是不是也有些不一样?

张颐武:以前我也会说,这件事情为什么政府还不做?但现在再去看,如果这方面做了,别的方面又有不利的影响,民众的意见又会转移到那去。政府运作的复杂之处,远比想象复杂得多。复杂性就在于,各种利益诉求之间,怎么取得平衡。

北青报:您说的这种民意和政府工作的矛盾根源是什么?

张颐武:在我们国家,政府是全能型政府,各方面的压力都在政府那。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压力,而你往往是个压力方,你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施加压力。政府把一件事办了,做出一个决策,你高兴了,他可能又不高兴了。然后呢,你今天高兴,你过两天可能又不高兴。民意永远有更高的要求,这是好的,但是不可能立即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,满足你这方面的要求,另一方面的要求又会变成短板。现实有很多困难。

北青报:过去,您难道想不到政府会有这些困难么?

张颐武:倒不是过去没考虑,也能理解,也都了解。但是没有真到运作里面,你没想到会那么复杂,简直匪夷所思。以前想的那种境界太理想化了。

谈成长经历

从小到大只做过班里的宣传委员

北青报:您从小到大,在学校里当过班干部么?

张颐武:做过,但职务都不太大,比如在初中做过宣传委员,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啊,唱个歌搞个朗诵什么的。小学时候也做过一些班干部。但是做这些,兴致一直不太高,兴趣还是在学习方面。

北青报:过去的同学里,当干部的多么?

张颐武:也有。大家的背景,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,只是工作上走了不同的路子,并不是说大家的差距会有多大,沟通会有困难。

北青报:和当官的同学见面时,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会有差异么?

张颐武:当然会有差异,他们是做具体工作的人,比如大气污染治理的问题,我们说把车停了,马上就能把PM2.5降了,就像APEC期间,立马能显现效果。但他们得考虑,那样付出的后果是社会所不能承担的,经济增长要真没有速度怎么办?就业、收入出问题,社会又得骂政府。做这些具体工作,是很复杂的。

北青报:和同学聚会时,大家会不会论及身份,您是一种什么心态?

张颐武:这并没有什么。虽然可能有一些人还是很重视这方面。但其实,在我们大学同学里面,对这件事看得还是比较淡。当官的,也不会和我们比较生分或怎么样,大家还是相处得很好。各自的选择不一样,大家在自己道路上都是为社会做事。都对社会有贡献。

谈友反应

有人说我“官瘾太大”也是一种鞭策

北青报:您的学生和微博上800多万粉丝,现在有管您叫局长的么?

张颐武:偶尔,大家开玩笑时会这么叫。其实都知道我还是学者,不会觉得就是干部,只是在新的领域里学习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挂职的事情,做老师还是我主要的工作,我主要工作还在大学。挂职很有意义,我也会尽职努力去做,但毕竟挂职和全职工作,还是有差别的。教师本来就有三方面的工作,教书、研究和社会服务。实际上,我是把挂职过程理解为社会服务,这也是一种服务方式。

北青报:上课时,会和学生们提起在文化局的工作么?

张颐武:那没有。一年的挂职,是比较短的参与时间,当然对我个人很有帮助,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有帮助。大家对这样的挂职,感觉很新鲜和好奇,觉得我的身份有反差。

北青报:次听到有人喊您“张局”时,什么感觉?

张颐武:我非常了解自己的状态和定位,我的工作方式和其他局长是有不同的,这点还是很明确,毕竟我是挂职。但大家都很积极帮助配合,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指点帮助。

北青报:对“作秀说”怎么看?比如方舟子在微博上说,您和施一公都去挂职了,是因为“官瘾太大”?

张颐武:这事没有想得那么多,他这挖苦,对我也是一种鞭策。还是很感谢指教。学术还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,多年来积累的工作、熟悉的领域,我还是会继续推进,不会简单脱离学术界。学术工作,还是我的兴趣所在,也是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部分。当然,挂职对我在人大的工作帮助会很大,比如要提的议案,会比过去更到位了。同时,对政府工作部门更了解,对我的研究也有帮助。

谈官场文化

官场那是《纸牌屋》

不熟悉就容易将之神秘化

北青报:过去文化界的官员,像文艺理论家周扬,他在文化部时参与的工作就很深入,也很具体,但像茅盾这样的,就相对比较游离一些。这两种风格,您更喜欢那种?

张颐武:这二者很不一样。像周扬,虽然是很好的文艺理论家,也是很好的翻译家,但他首先是个党的干部,是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者。但茅公基本上还是个作家,虽然文化部部长的官很大,但他基本上是举重若轻,参与大政方向的建议。从我个人来说,肯定做不到他们这样,这是性格使然,我就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人,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

北青报:那为何还会想去挂职?

张颐武:这是几个方面的动力,我是民主党派,又是人大代表,在这些地方工作,接受到一些训练。所以,从多熟悉情况,能够更好地工作考虑,还是有需要的,需要做更多的了解,对个人的提高还是有帮助的,也会让我为社会更好地服务。又不是完全脱离我原来的工作。

北青报:您看过一些官场小说么,比如《苍黄》、《二号首长》?以您现在开始对官场的了解,怎么评价这些小说的写实度?

张颐武:我现在还不算了解,还在逐渐学习中。这些小说吧,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完成的,虽然肯定有它的价值,但把这些小说和中国现实社会运作联系起来,肯定不那么切实。往往你会把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神秘化,又会产生戏剧化。其实,机关生活和大学以及各个圈子的普通生活,也差不多,都面临要上升、进步发展的问题。官场小说和其他职场小说,差不多,所有描述某一个职业的小说或电视剧,真正在这个职业里的人,都会觉得很可笑,就像《纸牌屋》这样的电视剧一样,有点影子,但戏剧化了,多不现实。但这种可笑中,也会反映出社会公众对这一个职业的看法。

北青报:会把未来一年的挂职生活,写成一部官场小说么?

张颐武:我没有这个打算,我那有这个能力呀。我在大学干那么多年,也没有写校园小说的冲动。但是这个历练,对我的研究工作肯定有帮助。我现在研究的领域,也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,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等等,正好和这个契合。

北青报:是否会感觉不同代际的人,做行政工作的风格,会有一些差异?

张颐武:我是60年生人,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,70后、80后开始进入行政序列,陆续带来一些变化。越年轻的视野,其实越开阔,角度也会越丰富。但60年代的人,抗压能力和社会情怀,也会有些变化。每一代人都会有长处,都会带到社会角色中。

谈自身定位

官场太大

还是喜欢当轻松的教授

北青报:文化局副局长、大学教授,这两种角色身份,更喜欢那个?

张颐:老师,还是一个很好的职业。做行政工作,压力和非常大。我做老师压力也很大,有教学科研的。但很多行政部门,经常需要立即做出决断,这些决断对别人的生活会有影响。

北青报:会鼓励学生去考公务员,走仕途么?

张颐武:我应该还是鼓励的,当然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性情,如果兴趣就是想做学术,当然也好,但是如果性情合适做公务员,我还是鼓励他去。比如在私营部门和公务员中选择一个,我还是觉得为国服务,是件很光荣的事情,不是帮人赚钱,而是给一个更大的团体服务,还是很好的事情,包括个人的发展。虽然公务员前面可能熬得很辛苦,也可能不一定会有专业成就感,所以还要看个人的性情。但我觉得李光耀的理念很对,一个国家不能交给水平低的人,公务员一定要招精英,智力、品德,的团队应该进到这个队伍。

北青报:作为一个评论家,现在这样新的身份,再发表言论时是不是会有所顾忌?

张颐武:实际上,我原来发表言论,也是尽量负责地发言,现在也不会有不同。不会由于这个,言论的空间缩小了,说话变“紧张”。只是参与工作以后,对问题的想法会更深,考虑问题也会多一个角度。这个新角色就是一个方面,我还是一个教师,一个会对公众事务发言的学者。

本版文/本报林艳刘砥砺

摄影/本报郝羿

原标题:北大教授张颐武挂职文化局称官场那是《纸牌屋》

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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